温州街的寻鹤人李渝离世

温州街的寻鹤人李渝离世

当地时间,五月四日,着名作家李渝在纽约寓所离世。李渝一九四四年出生于重庆,一九四九年随家庭迁居台湾,其父为台大教授,自幼生活于文化氛围浓厚的台北温州街,这里滋养了她一生的文化情怀。李渝与丈夫郭松棻,同为台湾重要作家,他们于六十年代一起赴美留学,其后共同参与保钓运动。八十年代起,李渝将主要精力投入文学创作。李渝有《温州街的故事》、《金丝猿的故事》、《九重葛与美少年》等小说传世。在丈夫郭松棻于二零零五年离世后,李渝深受忧郁症困扰。据台湾《INK印刻文学生活誌》2010年7月号对她的採访,李渝的写作初期,深受鲁迅和沈从文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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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街的寻鹤人──李渝一、关于「阅读」

问:您曾提到沈从文在您心中是祖师爷级的「老师」,「洋老师」则是普鲁斯特,我想他们对您具体而微的影响应该是在您开始写小说以后吧,那幺之前呢?是哪些书伴随着您的成长。您是有系统有计画的阅读书籍吗?

李:我是「閑书」看的远比课本正书多,翻译远比中文书多,从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开始。中学时看旧俄小说,屠格涅夫、契诃夫、托尔斯泰等,再来是看布郎宁姊妹的《咆哮山庄》、《简爱》等,奥斯婷的《傲慢与偏见》等,狄更斯的《双城记》、《块肉余生录》等等。启明书局出的世界着名小说翻译本大致都看过,那是我们那时代的精神食粮。泰戈尔迷过一阵子,后来读到福克纳的〈红叶〉,好几天脑子都转不回来,于是把何欣翻译的《福克纳短篇小说集》当範本,一读再读。上外文系的时候,凡是选为课本的一律不喜欢,这跟文学教授泰半是文学杀手有关。去哲学系选修欧洲存在主义,看纪德、卡缪、卡夫卡等,教授只谈哲学思想,不谈文学,反而给文学欣赏留出了空间。这时阅读偏重起欧洲文学来。大学时松棻进入生活,松棻要我看杜斯托也夫斯基,尤其是《卡拉马助夫兄弟》。松棻没有一天不看书,他的书单是惊人的,阅读力和悟力是过人的。我在阅读上因此而开始出现重点,逐渐酝酿出以后的读书习惯和品味。

问:那幺关于传统中国的部分呢?您的小说布局和技艺形式的锻铸,兼容高度的现代性和中国传统艺术凝鍊之美学,很难想像一个现代主义作家竟能对中国的古典如此优游自在地穿入与运行。

李:少年在台湾,对传统无名地感到反感,学习的兴趣自然是没有的。说来惭愧,一直要到中年以后,且在外国,还是因为教书的原因,才看中国古典小说的。也许是机缘到了罢,这一看却不可收拾,由衷地敬佩起来,对古典中国的认识真正是后知后觉。后来写〈贤明时代〉和〈和平时光〉,很大一部分是向古典小说致敬。这又是个因失去而获得的例子。

问:换句话说,如果您居住在台湾,可能不会有这样的转变。

李:恐怕不会罢。我在西化中长大,现在又可算是个「纽约人」,可是关心的题目,和在文字叙写上,都越来越华夏,如果在台湾,猜想航道不会向传承回溯,而发展出这样的fusion-汇合。我现在看书,原文中文已经多过翻译。如果住在台湾,恐怕仍旧在翻译文学中。

问:传统中国东西比较老成,几乎是到某种年龄才能懂得。这幺改变航道,有了新的视点,景观一定很不同吧。

李:中文的準确性和速度是能够非常惊人的。就速度来说,它可以在有限中载负无限,唐诗是个最明显的例子。《左传》、《三国演义》、唐人小说在很短的句子中凝聚时间和空间的能力令人叹为观止。唐人小说〈红线〉里,在红线夜潜田承嗣寝帐,偷盗枕下金盒之前,有写红线如何从婢女换装成侠女的一段,不到五十个字,它的明确、快捷、绮丽,叫人只能拜服。紧接下来写夜行来去,一种推进速度把时间和空间压缩到了极限,充满了叙述的劲力,再进一步每行句子就要像钢丝一样啪地一声断了,这样的写法真是充分开发了中文的能量。此外,中文有四声,有头、尾韵,要铿锵要柔软绵延都可以,音韵、节奏感都非常强。而且还有字形,例如绞丝边的字一行排开来,视觉上也是绵密得了不得。

问:听您说由东往西,又再次从西返东的这段旅程,令人感动与感慨,像一段尤里西斯的精神之旅。能把中西两个似乎悖反的美学模式摸熟,然后透过小说翻飞迴旋而来达成属于个人的风格,这是一个小说家最大的成就。这当然不是几年的功夫能做到的,而是几十年的努力。除了随着生命变化而来的视野打开,具体来说,哪些作品对您写作的「拔升」起了较大的影响?

李:经典里,有福楼拜的《波法蕊夫人》,吴尔芙的《到灯塔去》,乔艾斯的《都柏林人》,海明威《在我们的时代》,普鲁斯特《记忆过去时光》等,芥川龙之介、谷崎润一郎等,鲁迅、沈从文等。鲁迅文字之紧密强劲,之能笔中驱逐情感而埋伏巨大的情感,现代中文小说写到今天都还没人能追及。

早时的阅读对后来写小说影响很大,我能说出的几个自己的写法,背后都有阅读的根源。现在的阅读也有敬佩的作家,例如卡尔维诺、包赫斯,和大江的散文等,但是少年时的那种读后的激动没有了。

问:普鲁斯特的中文版书名不是《追忆逝水年华》吗?怎幺用不同的翻译名?

李:因为《追忆逝水年华》美化了原名(Àlarecherchedutempsperdu),使原书看起来好像是部言情小说。

问:这和您收敛的文笔很一致,如果把抒情解释为情感洋溢,您应该是反抒情的,对吧?

李:可以这幺说,如果「抒情」是美化,或者感情溢于言表。但是如果你也可以认为像卡夫卡、鲁西迪那样荒诞的,像英国画家培根那样狰狞或者美国画家EdwardHopper那样冷漠的,也是抒情,我就一点也不反抒情。

问:您的文字,尤其是艺术评论,有时让人误以为出自男性作家的手笔。

李:那最好不过了。性别不在我的思路里。对我来说,性别是政治、社会性论题,属于公众範围,不在笔的考虑中。用论文来讨论性别则是另一回事。

二、关于学生运动

问:谈到社会和政治,我们正好可以回顾一下一九七○年代的「保卫钓鱼台运动」,您曾经是核心分子。

李:保钓运动柏克莱这一支由香港留学生发起,台湾留学生响应;香港留学生大多负责实务,台湾留学生大多负责文宣。所有活动的决定和执行都是集体性的,很有左派的激进开明精神。

柏克莱第一次示威的对象除了日本、美国政府外,还加台湾国民党,这第三项是其他地方举行示威时没有的,可见柏克莱抗争意识的强烈。后来周恩来邀请北美保钓成员访问中国,柏克莱这一支也不去。

问:有一说是您和郭松棻在文革时期去中国是受周恩来邀请?

李:我也不只一次看到这样的写法,就藉此澄清一下吧。

周恩来的确邀请过,不过真实的情况是这样的:

一九七一年初秋的一个黄昏,旧金山东风书店老闆陈先生突然造访我们在Oxford街的公寓。因为就在学校西北角,大门不用钥匙就能开,我们的公寓当时是钓运活动大本营。陈先生匆匆进屋,神情紧张,立刻要求到隐密的房间去说话,那只能是最里间我们的卧室了。原来陈先生带来祕密的口讯,周恩来邀请北美各地钓运成员访问中国,柏克莱是其中之一。陈先生交代后又匆匆离开,大家就留在公寓即刻讨论。因为认为和政权挂钩对运动的发展不利,商量后一致决定了都不去。我说的大家,是包括了港、台留学生的「保卫钓鱼台行动委员会」核心成员,大约有七、八人左右。

一九七四年我们去中国,是利用联合国的回籍假作私人旅行,和周恩来的邀请无关。

问:参加钓运,体会是什幺?

李:保钓初期,理想主义肯定了人性中的光明面,保钓后期政权和实利介入,揭示不少「红楼梦/张爱玲时刻」,就是人性的晦黯面,却也因此现出运动的「人性」。

对人的了解,得之于钓运的体验甚多。

问:保钓迄今已有四十多年了,当年的热情参与,您现在回想起来,考虑过以这一运动为背景来写小说吗?

李:钓运当时的确是华人留学生中的热情大事,但是如果你现在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运动对那时和后来的两岸钓鱼台政策,或两岸其他政治、社会、文化等等方面都没起什幺作用,对北美华人/华裔社会也没留下影响,历史意义是欠缺的。对个人,左派理想中的以革命运动涤洗人性的事好像也没发生;原来是怎样的,后来还是怎样。它的影响大概是在个人生活轨道方面吧,例如如果不是因为保钓,我们可能会留在加州或者已经回台湾之类,或者可能从事另一种职业等,这类作用是有的。

钓运是生活中的一件发生,作用也等同,没有特别的突出性。小说里写了篇〈关河萧索〉,也不是完全写保钓的。我和郭松棻日常两人聊天很少说到保钓。政治运动不可能是我写小说的动机或主题。给称为「保钓作家」,常给捺入政治意识形态的上下文里来被诠释,也没办法,不过我并不在意。

问:曾经积极介入政治活动,在文学表述上却宁取「政治的归政治,文学的归文学」,辨识上是否出现了矛盾?

李:如果你认同文学/艺术可以涵盖政治,而政治无法涵盖文学/艺术,就会看出一致来。

因保钓而重读民国史、鲁迅等,民族情感自然是很强的,但是于我,六○年代美国学生运动的反叛、激进的人文精神更是启发,更是主要的动力,追根究底,它们都还是在理想主义的範围内。理想/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并不能划等号,这是我在保钓意识上跟典型保钓成员以民族主义为导不尽相同的地方。钓运在后期转型为统运,学生运动变成政治活动,抗议政权变成拥护政权、加入体制时,退出的时间于我就是到了。BobDylan曾经积极参与七○民歌抗争活动,后来有人问他为什幺又很快退出,他回答说他是一名歌手,不是民权分子,我想在若干程度上是可以相通的。

有人因为郭松棻很会作煽动的演说,政治论文写得很激进,后来却从事一种深郁沉静的小说,而说他「人格分裂」,如果明白欧洲存在主义、俄国结构主义、义大利战后新写实、法国影视新潮派、新小说、英国「愤怒青年」、二十世纪左派、六○年代学生运动等等这些二十世纪现代时期的思潮和活动在理念上有共通的地方,很多疑问就会豁然而解。王德威说我们参加学运本身就是一种现代主义的体现,是很对的,只有他看出了这点。

三、〈待鹤〉

问:我们来谈谈新作〈待鹤〉。表面看来它写两次旅行,当然它不是写旅行。是什幺机缘促生了这篇小说呢?

李:苏东坡有一篇记述和长老仲殊听琴的〈破琴诗(并引)〉,引文部分写得虚虚恍恍,像回忆纪实,又像是编造传奇,现实和梦想之间随意进出,困惑了我很久。

苏轼写文章喜欢把现实和梦写在一起,两者併置像两个相连的房间,脚下通行自由无阻。他不安排桥接来为读者作心里过渡,也不像包赫斯、曹雪芹等梦大师们营造奇梦让我们惊讶,却把梦处理成叙述流程不需特别注意的一截,从现实入梦,从梦入现实,莫非像吃饭接喝水一样通常。今日阅读奇梦不难,已经熟悉路径,这种梦的平庸化-banalityofdream,或者平庸的梦-dreamofbanality,却让人迷惑得很。

我想借题发挥,却在〈琴〉文里转来转去转不出,某日写了三两段后不知不觉写去了〈待鹤〉。而在小说结束的时候,脑子里想的正是「梦的日常性」。

问:〈待鹤〉启章就是绘画《瑞鹤图》。以前的作品,例如〈夜琴〉里有竖琴、〈菩提树〉里有口琴、〈贤明时代〉有壁画,〈和平时光〉谈琴奏;您的小说总是和艺术有关,以艺术为依归。

李:没错,我想要做好每种行业都必须具有那种行业的基本条件,于政治是狡黠,于商业是心贪——都没有价值评断的意思;于艺术则是诚实。唯有艺术宽容异端,唯有艺术追求人的善性和昇华的可能。只有在艺术中我们可以让较好的我们,较好的现实出现。

问:那幺,这就是〈待鹤〉的上昇的主题了。在意象上,相对于鹤的飞昇,小说的内容不断在写「下坠」:坠入深渊的不丹丈夫;坠下图书馆天井的学生,堕落的精神治疗医生……

李:是的,人间常见的,以「下坠」为多,包括了日常的自己,这是生活的本性本质,不可能改变到哪里去。无论有意无意,人每天都在边塌陷边过日子,《红楼梦》早就说清楚了。上昇只有发生在艺术中,这是艺术的虚妄和迷人的地方。

问:〈待鹤〉文字比以前「流畅」,可是我知道您是有意不让小说文字琅琅上口的作家。

李:写小说,以前喜欢在句子上拗,故意扭曲词彙和句型,务必要读来奇异,经营所谓「句子的冒险」,求私人语言。现在却觉得能奇自然好,着意去製造、追求则没什幺必要了。艺术的张力-tension,像《左传》或唐小说,是内含的,里边有东西,外貌自然精神,否则都是花招。现在比较注意的可能是铺陈或演绎罢,例如从〈她穿了一件水红色的衣服〉到〈和平时光〉到〈待鹤〉,应该是有这样的走向。

问:您的小说文体和艺术史文体似乎在这里汇流了,说故事的性质也比较多,是否就是更注意起铺陈或演绎的缘故?

李:演绎就是叙述,仍旧是文字的进行程序。当代华文小说很多在文体和情节上都推到了极限,都看不懂了,而把研究报告、文艺评论、科验记录等等大量直接用进文内的写法也不少,于是小说是什幺这一老问题又进入了思索。

我总觉得小说的说故事的传统还是很重要的,若是能说成了例如安徒生的「夜莺」、「雪后」等一样那幺简单又动人的故事,对目前的我来说,还是最不容易的。
这幺想着写着,写着想着的时际,写了〈待鹤〉。

问:〈待鹤〉里有两个地舆,一个是过去经过的地方,一个是不丹。前者像是根据体验而写,后者可能是真实,也可能是虚构。

李:我没去过不丹,借用了地理上遥远的国家,不过是设立一个彼邦、另地、他乡,一厢情愿,愿它能成为替换的场域,在实况不尽理想时,可以转境过去,就像苏东坡一步走进梦,或者哈利波特穿上隐形衣躲过坏人一样。
说它是昇华,超越,逃避,作白日梦,失常,发神经,都可以。

问:可是〈待鹤〉的结尾是很光明而昂扬的。

李:有这样吗?这样读也好,只是我却觉得结尾写的是生存而已。年轻时去练十八般武艺,一心以为可以出人头地,改变世界,现在才明白,原来这些充其量不过都是些生存的拙技而已,到时能保全自己,不被世界吞啮掉就已经够幸运的了。我常觉得,例如玄奘西去求经,固然有宗教上的崇高动力,让自己活下去恐怕是更深沉的目的。李叔同的例子也一样。人如何和自己和解是最难的。

美国当代画家ChuckClose在创作的高峰时候中风,经过一段沮郁时期,把笔绑在手指上努力画了回来。最近有人访问他,因他不断有新作,不断尝试不同的画法而恭维他「有胆量-audacious」,他回答,不是的,是为了存活-「It’snotaudacious,it’ssurvival」;就是这样的…(完整内容请见《印刻杂誌》83期七月号)